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探讨和尝试，自20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一直伴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在实践过程中，高职院校摸索出与普通本科院校联办、升格或与独立学院合并转设职业技术大学举办等模式。其中，通过院校升格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内生”突破，最为广大公办高职院校所关注。从政策、理论、实践等角度厘清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空间、难题与路径，对有效开展职业本科试点具有积极的意义。

      国家对高职院校的升格冲动和诉求十分警惕并长期抑制。200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07年“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不再升格为本科院校，教育部暂不再受理与上述意见相悖的职业院校升格的审批和备案”。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再次重申，2010年以前原则上“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不升格为本科院校”。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与高职院校并无关系。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校开办应用技术类型专业或课程。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高职院校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才有了并行于普通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独立路径。2019年以来，教育部先后批准20多所高职院校升格为职业技术大学。2020年，教育部推动山东省以高水平职业教育本科专业建设为突破口，在进入“双高计划”的高职院校骨干专业试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并着手论证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专业目录和专业设置管理办法。

      虽然政策由“堵”到“导”，但国家对职业本科教育的谨慎立场并未发生根本变化。2021年1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第一章第四条即明确“坚持试点先行，按照更高标准，严格规范程序，积极稳慎推行”。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习近平总书记指示也强调“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可以预测，高职院校承担职业本科教育，一段时间仍将以个别院校升格和专业试点形式出现。而且职业本科教育的准入和建设将在十分规范和严格的程序下开展。

      关于职业本科教育的必要性、类型层次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实现路径等的探讨、争议一直伴随着职业本科教育的实践摸索。学术界、实践界有诸多从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彰显职业教育类型地位、满足人民群众对本科教育多样化需求、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激发院校办学活力等角度支持职业本科教育合理性的论述，但缺少从企业、岗位需求角度支撑专科层次职业教育升级必要性的切实证据。有学者以高职院校的发展成绩、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联办本科教育的经验等为依据论证高职院校大规模升格承担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可行性，但对由此可能产生的专科层次职业教育空心化、职业本科院校与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空间重叠等风险、问题，尚未提出防范之策。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面向是市场、产业需求。社会的具体需求是职业教育调整人才培养规格的首要依据。各行业高技能人才的短缺情况如何，高职毕业生的职业技能与所从事岗位的需求差距如何，才是触及职业本科教育必要性的根本问题。

      层次必要性、合理性争议之外，如何确保类型教育特质也是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的关键难题。相关制度、标准建设任重道远。《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开宗明义提出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不同的类型，但对类型内涵并没有明确界定。职业本科教育办学标准尚付之阙如。对比《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中的高等职业教育本科专业目录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年版）》不难发现，部分专业类别下的专业名称相似度较高，职业本科教育的职业岗位和就业本位体现不足。

      目前，对大多数高职院校而言，把资源配置和工作重心聚焦到内涵发展和特色办学上来，从课程开发和教学实施层面探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通过建设职业特色鲜明的优势专业开展本科教育，是契合现实的路径。毕竟，现阶段高等职业教育无论提质培优还是结构层次完善，都要在教育内涵和培养过程上持续发力。院校层面不断探索明晰人才培养目标并落实于课程设置，构建具有相应胜任力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以及创新教学体系、院校治理体系，将成为国家层面系统推进职业本科教育稳步发展的经验基础。

来源：《上海职业教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