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教融合是产业系统和教育系统相互对接、深度相融，合力实现教育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的精准对接。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先天属性和鲜明特色，并且已逐渐成为推动教育体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路径。推动产教融合的制度安排已经有了丰富的实践探索，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之前兴起的校中厂、厂中校、职业教育集团、大学科技园，20世纪末或21世纪伊始开始兴起的大师工作室、现代学徒制、产业学院、行业学院、校企协同创新中心、政产学研用产业创新战略联盟，以及2019年《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提出的产教融合型城市、产教融合型行业协会、产教融合型企业、产教融合园区等。本文所研究的产教融合园区是通过空间布局和组织联盟的方式聚集产业、教育资源，构建产业链各环节主体和教育链各环节主体协同联动、利益共享的发展机制，最终实现产教从松散联结到实质性深度融合的一种创新模式。

由于产教融合园区尚属新生事物，相关概念研究较少。近年来，蒋良骏等提出产教融合园区是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多种力量共同参与，通过行政或市场等多种手段，有针对性地集聚一批具有鲜明产业特色、生产过程和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过程深度对接的企业，同时具备职业教育教学功能和综合产业服务功能的区域。张建云等对产教融合园区的内涵进行了解析，并与“职教园”“大学科技园”等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其内涵是以一定的建筑空间为有形载体，以技能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集多种社会功能于一体的组织平台。本文从园区的理论基础入手，解析产教融合园区的内涵特征与功能定位。

产教融合园区作为一种聚集产业和教育要素资源的政策工具，本质上是产业园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其理论渊源也要追溯到区域和产业发展理论，包括“增长极”“创新集群”等，并且随着产业集群向产业生态转变，“生态系统”理论也应成为指导园区发展的重要支撑。

产业园区是一种由政府或企业为实现产业发展目标而创立的有地理界限的特殊环境，是区域开发的政策工具。其理论依据主要是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cois Perroux）最早提出的“增长极”理论，即把推动性产业（propulsive industry）嵌入到某特定空间可以形成集聚经济，产生增长中心，推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增长。随着产业园区实践开展，对技术、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聚集的要求越来越高，产业园区内也由早期的纯生产活动逐步演变为生产、生活以及教育等功能，逐渐从单一的经济增长转向协调生产和生活、产业和教育的集合体。根据此理论，产教融合园区应当具备综合功能，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引领示范的“增长极”作用。

科技园的理论基础是创新集群理论。创新集群是在当地企业和科教机构近距离的空间集聚和协同合作创新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创新社区和产业园区。通过地方政府、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等机构及其个人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与合作，促进知识技能学习、企业生产经营和科技研发转化产业化之间交互频率与质量提高、交易费用和门槛降低，进而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和教育质量提高。基于创新集群理论，产教融合园区应当通过不同类型主体之间资源共享、互动交流，构建产教融合知识和信息网络，降低合作交易成本，增加合作附加收益，形成创新驱动的产业聚集区和教育聚集区。

源于生物学的生态系统，被广泛地应用于教育体系、产业园区，逐渐演化为教育生态理论、创新创业生态和产教融合生态系统等理论。生态系统是指各种要素与环境中的因子相互作用，构成一个与环境进行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的复杂系统。在生态系统的理论模型中，产教融合园区应当形成教育与经济、科技、人口等因子共生的生态圈，并通过相互之间强化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推动生态系统迭代演进，在园区空间范围内，教育体系与产业体系基于自身的合理生态位，进而激活生态位之间相互牵制、共同发展的可持续属性，形成产业链、教育链、创新链、人才链协同发展、互利互惠的生态系统，并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形成同频共振的共生系统。

基于上述理论，产教融合园区应是“资源空间聚集综合体”，发挥区域经济“增长极”作用；建设产业集群和教育集群共建共享、能力互补和共赢互利的“产教双轮驱动共同体”，成为“多元主体协同有机体”，形成具有自我造血功能的生命生态系统。

不同于大学城、职教园以教育资源聚集为主，也区别于经济开发区、工业园以产业资源聚集为主，产教融合园区是聚集了教育和产业双重资源的物理空间和实体平台，是人才、技术、资金、政策的聚集高地，并且逐渐吸引生活、服务、文化等配套资源要素，成为教育、生产、生活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空间。教育体系和产业体系区位相互毗连、实体相互嵌入的方式是产教融合园区的空间特性，一方面有利于降低产教之间信息交流、人才供需的对接成本，另一方面空间聚集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形成产业链和教育链相互融合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产生共建共享的附加价值和效益。当然，随着产教融合园区的逐渐成熟，核心聚集功能和“涓滴功能”凸显，逐渐也将产生辐射、扩散效应，形成“飞地”“跨区域多园联动”的空间形态。

产教融合园区从规划设计、组织搭建、政策制定到运营管理的全程，都必须体现产业体系和教育体系的双驱动作用，尤其是要发挥行业企业的需求引领作用，调动积极性，形成产教资源共享、能力互补和共赢互利的有机共同体。从产业链角度看，围绕技术研发、中试转化、产业化、工程装备更新、生产制作工艺改进和应用场景迭代升级各环节，构建科学研究人才、工程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协同培养的人才体系，满足产业生态的需求，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推进现代学徒制改革，实施“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计划，在继续教育阶段加强技术技能人才在职在岗培训，为专业成长、技能提升、职业晋升开辟道路；从教育链角度看，建设“普通高校+职业学校+科研机构”的教育联合体，加大教育体系内部的衔接融通，强化义务教育阶段的职业启蒙和生涯教育，在高等教育阶段注重职业性与学术性教育融合，探索建立“中等职业教育—专科职业教育—本科职业教育—专业学位硕士”一体化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通过以产定教，以教促产，促进产教双轮驱动，形成互促发展的共同体模式。

大学科技园以普通高校尤其是研究型高校为主体，且一般为“一校一园”模式；职教园一般是多个职业学校的聚集区，体现校际资源共享；经济开发区、高新区、产业园区则以企业为主体，一般形成一个或多个主导产业的链式或集群聚集。产教融合园区则更加复杂，要实现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等多类主体协同，激发不同类型主体的合作动力，降低协同成本。通过园区管委会、联席会等方式促进多部门联合，强化促进资源聚集的空间规划，出台财政税收土地优惠政策组合，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引导性的投资，打破职业学校、普通学校、行业企业、政府间各自为政的壁垒，加强多元主体协同，发挥不同主体比较优势，促进产业集群、企业集群和教育集群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共同开展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在园区空间范围内形成有效的协同机制。

产教融合园区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社会服务和区域发展等方面。

人才培养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根据园区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布局打造职业教育专业群，园区内企业与学校合作，根据行业及区域经济发展最新态势、人才需求规格等信息共同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实现专业教育内容及时更新，进而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贴合度。二是依托园区内企业，为学生的实验、生产性实训等实践教学提供真实环境，校企共建符合行业需求的实训基地开展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等教育活动。三是发挥园区资源优势，为教师工程实践和技术服务能力的提高创造条件，聘请产教园区内企业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为兼职教师，参与专业和课程建设。四是为学生提供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与园区的众创空间、孵化器对接，提升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技术创新的功能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搭建校企技术合作平台，推动职业学校主动服务企业工艺改进和产品升级，加强在技术研发方面的合作，促进技术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帮助企业解决先进技术工艺本土化的技术改造问题。二是服务中小企业，建设面向中小企业集群的共享技术服务平台，为周边企业提供检测、测试服务，引领中小企业主导的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三是提升学校技术服务能力和水平，依托应用场景提高技术服务与逆向驱动科技创新能力，从“适应企业”向“引领发展”转变。四是开展智库服务，为提供企业规划、发展、管理、经营、科技等方面的信息咨询，实现互利合作，创造经济效益。

社会服务的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联合举办企业大学和产业学院，为企业定制培养具备较高素质能力的技术人才，参与适应企业技术标准要求的岗位培训和职工再教育。二是建立校企培训平台，为区域产业升级培训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面向学生、周边的企业员工、下岗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及社区人员提供职业技能培训、职业资格鉴定等。三是服务面向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开展面向社区的培训，面向中小学生的职业体验活动和课程等。

产教融合园区的功能不仅限于推动职业教育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推动职业教育深度嵌入产业体系、区域经济和城市功能，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促进城乡一体化、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从产城融合的发展趋势看，产教融合园区不仅是“城市配套”，更能够成为“城市名片”，不仅具备提升产业、推动经济、服务科技功能，更加具备文化引领、促进共同富裕、提升生活品质的功能，成为“产业、教育、科技、文化、景观”多功能一体的新型城市空间，既是产业园区、也是教育校区、更是文化景区，形成“崇尚技术技能”的文化地标，聚集输出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的创新模式，是职业教育成为区域和城市，尤其是二、三线城市和县域经济聚集人才、涵养人气、增加活力、提升竞争力和吸引力的“金字招牌”。

产教融合园区的概念是近年来提出的，而促进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一以贯之的发展逻辑。无论是高职院校举办大学科技园区、各地建设职业教育园区还是高新区、经济开发区等产业园区与教育体系融合，本质上都是以园区作为空间载体，对深化产教融合的制度机制做出积极探索。

大学科技园区一般是依托研究型大学而发展，主要依靠大学的科研力量和人才资源，将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共建孵化基地进行联动，一般建设有比较完善的产学研创新体系，包括公共技术平台、企业与大学的战略联盟体系、人才培养互动体系等，将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科技型新兴产业发展，同时又为大学带来大量科研经费和人才需求。如美国在斯坦福工业园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硅谷”，在麻省理工学院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波士顿128号公路高技术园区等。随着高新科技产业链延伸和产业集群发展，大学科技园区也逐渐不再局限于研究型大学园区，逐渐扩展为包括研究型、工程型和技术型教育集群的综合体。以“硅谷”为例，不仅有美国一流的斯坦福大学，还有圣克拉拉大学、圣荷塞大学和9所专科大学及33所技工学校、100多所私立专科学校，集中了8 000多家技术密集型公司。我国也将国家大学科技园作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部、教育部自2001年开始认定国家大学科技园。截至2019年，共认定111家，覆盖了30个省市（西藏除外），81.7%的国家大学科技园采用“一校一园”模式。大学科技园主要以普通高校为主体，同时也有一部分高职院校借鉴这种模式，由学校独资或联合政府、企业出资成立运营公司管理园区，并招募企业入驻，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创业公司孵化，尤其在江苏比较突出，建成了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科技园、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信息产业园、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科技园园区。

职业教育园区是指在政府主导下，在行业或企业、学校等多方利益共同体的参与下，把多所中、高等职业院校、企业机构和科研院所等集中在一个区域内，形成职业教育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充分发挥群体优势、规模效应的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和社会服务功能的有机集合实体。我国自1996年在浙江温岭建设第一个职教园区起，20余年来，全国28个省（区、市）已建和在建的职教园区已超过150余个。从名称上看，没有统一的规范称谓，目前使用较多的有“职教城”“职教中心”和“职业教育园区”等。从发展模式上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资源整合、共享共建是园区建设发展的核心理念，都体现了区域和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需要。如苏锡常地区，2002年苏州和常州分别建立了苏州国际教育园区和常州高职教育园区，无锡藕塘职教园区于2006年建立，三地职教园区在办学模式及教育功能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色：苏州国际教育园区依托吴中经济开发区和苏州高新区两大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整合区域内14所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院校，推进普职院校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与开放衔接；无锡藕塘职教园区所在街道即“撤镇设街”，与职教园区实行“街园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形成了集职业教育、商业、企业、生活区融合的城市新区型职教园区；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则充分发挥高职教育聚群优势，专业设置上高度聚焦本地区优势主导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加强园区公共服务和开放共享平台建设，推动形成了“经科教联动紧密”的发展模式。又比如广州市政府于2012年底启动广州科技教育城建设，规划6所高职院校、12所中职院校、6所技工院校和广州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鉴定基地，按照“优势学科专业相近、中高职衔接、资源共享、开放办学”的原则组团入驻。

国家高新区是我国火炬计划的一部分，自1998年启动实施，承担着“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使命，具体由科技部火炬中心指导、各地实施，是具有相对清晰的地理边界和管辖范围的功能区。截至2022年9月，国家高新区总数达173家。作为我国创新驱动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高新区由单一的制造园区向功能多元的产业新城发展，呈现“产城融合、城业共生”的发展趋势，由增长极向技术极，由产业集群向创新集群，由产业园区向研究园区，由“贸—工—技”向“技—工—贸”方向转型。高新区逐渐构建出新型的区校共进发展模型。根据科技部火炬中心统计，截至2020年年底，169家国家高新区内建设287家大学科技园，共有各类大学1137所，产业、教育体系相互融合不断深化。相当一部分职业学校依托国家高新区，发挥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转化技术成果、服务产业经济的重要作用。比如，诞生于国家首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组建了学院、区管委会和区属十大总公司三方组成的董事会兼任董事长，学院主要领导兼副董事长，园区十大（集团）总公司负责人兼董事，下设校企合作委员会，形成“学院对接区属总公司、教学系对接工业园区、专业（群）对接产业（群）”的合作关系，积极探索与园区中的大型企业共建企业冠名学院、产学研实验基地和服务中心，形成了“院园融合”模式，为高新区输送了大量应用型人才。

产教融合园区是覆盖教育、经济、社会等多领域的复杂系统，并且正处在实践探索的阶段。由于顶层设计、制度体系和运营机制尚未成熟，在探索过程中存在形聚神散、联而不合、后续乏力等问题。

由于政策、法律法规未对产教融合园区作说明或规定，导致园区的规范化、制度化缺乏顶层设计，主要为地方政府或者学校、企业主体的行为。特别是由于产教融合园区的主导政府部门一般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因此在园区的土地范围、用地规划、产业规划、资源聚集和功能赋予方面缺乏土地、规划、发改、产业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协同支持。与高新区、经济开发区不同，产教融合园区一般没有从行政区划和土地规划上予以明确的划分，也较少成立专门的园区运营机构，造成了园区建设停留在形式上的“挂牌”或“命名”，只从形式上把几个学校和企业圈在一起，满足园区的表面要求，难以形成真正的资源聚集，更没有把空间聚集转化为有效的组织优势。一些地方出现了将职教中心翻牌成职教园区的情况，但配套制度未尽完善，机制活力未能激发，造成了形聚神散、名实不符的情况。

产教融合具有明显的“跨界”属性，需要匹配产业与教育两类系统中的不同组织和资源，产教双轮驱动是应然要求，也是必然路径。但是从产教融合园区的实践来看，受体制机制差异、社会文化隔阂等因素影响，各类主体之间貌合神离，校企之间、校际没有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校企之间看，一些园区的规章制度是学校和企业自己讨论制定，或者仅仅是教育部门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缺乏效力。特别是行业企业的动力不足，合作“一头热”的现象比较普遍，这是因为产教融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忽视了对企业需求的回应，未发挥出企业主体责任者的作用，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短期目标与教育公益属性的长期目标的矛盾未得到有效的政策补偿。从教育体系内部来看，不同类型的学校分属于不同部门管理，各自为政，享受的制度和政策不统一，使得主体间的“黏合度”“融合度”和“协同度”偏低，一些能力较弱的主体存在“搭便车”现象，拥有优质资源的学校则将资源视为自身的武器和竞争优势，在没有获得额外补偿和激励的前提下，合作成本要远高于收益，合作动力缺乏，共享意识淡薄。

我国产教融合园区的建设多是政府行为，政府在园区的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和经费支持中承担了主导者和投资者的重要角色。政府极其重视前期的建设过程，却往往容易忽视更为重要的后期资源建设过程的统筹，一部分产业或教育园区后续发展乏力，造成产业转移和资源闲置，甚至出现重复建设、冗余浪费、成本沉没等问题。大多数园区缺乏专业化、规范化的运营服务机构，没有形成基于产教融合的增值服务，无法形成自我造血功能。以很多园区投资较大的实训基地为例，一方面，缺乏统一的协调，各校独立购买各自的实习实训设备，造成资源的重复建设；另一方面，由于缺少专门的运营服务平台，出现前期投入大但是使用频次和效率不高的问题。另外，很多配套制度和机制不健全，如园区混合学院的产权和收益归属问题、教师凭借园区国有资产开展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项目承接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该如何分配等问题，也影响了园区的可持续运营。

要克服产教融合园区“融而不合”“合而不久”的挑战，必须通过国家制定标准、区域先行先试、示范带动推广的方式，突破现有制度的“藩篱”和机制的制约，创新组织方式，激发主体活力，打造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制度机制创新的“试验田”。

产教融合园区治理，核心在“融合”，难点也在于多元主体基于“融合”的协同，尤其是政府、学校、企业目的不同、利益诉求不同，学校之间、企业之间主管部门不同、资源优势不对称、不平衡，要实现融合，既要打破“纵向割裂、横向孤立”的管理体制，又要协调目标冲突和利益矛盾。从已有经验来看，一种强调自上而下，模仿工业园区管委会模式，由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共同组建管理委员会，负责园区的日常运行管理；另一种着力自下而上，推动学校和企业共建理事会、职教集团、产业学院，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两种模式各有利弊，须因地制宜、结合实施，创新协作分工相统一的治理体系。

以政府主导的管委会模式，能够通过产教融合的法制建设、制度供给和资源汇集，激励企业和职业院校积极参与园区的规划设计、运营维护和持续投入，这种治理模式重在“横向协作”，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统一目标、聚集资源，但不足之处在于可能产生行政干预过多的弊端，尤其是从建设期进入到运营期，可能会消减校企和行业等主体参与的主动性，后续乏力。关键之处，要发挥好管委会引导、调控、监督和服务的作用，搭建“协同治理”平台，同时建立政府、企业、行业和学校共同参与、产权清晰、收益明确的园区运营公司，真正成为面向市场、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为产教融合园区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公司的日常管理上，招募职业经理人、组建专业化管理团队，发挥市场化效能。

以行业企业或学校为主导的治理模式能够调动各类主体参与的积极性，提高运营效率和效益，但不足之处在于对学校、企业的能力要求较高，需要有龙头企业和高水平学校带动，在协调政策资源和聚集方面力量也较弱。关键是要在强化法律保障的基础上，强化学校、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覆盖全产业链的职业教育集团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形成“龙头”+“龙族”+“龙群”的产教融合集群，最大程度地发挥各自优势，释放出政策、人才、技术、资金、设备及场所等要素聚集后的乘数效应。

产教融合园区的治理管理模式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发展的不同阶段采用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在建设初期以管委会为主发挥主导作用，解决从无到有聚集资源的问题；在发展阶段，逐渐淡化政府角色，转向园区运营管理公司提供服务型管理，发挥企业和学校主体的作用，最终形成具有自我造血功能的运营机制。

产教融合园区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必须基于这个矛盾与冲突建立激励约束相容的机制，激发内生动力与持续活力。

一方面，国家和地方要加大对产教融合园区建设发展的支持力度，国家要从政策层面明确产教融合园区的地位，对园区的功能、定位和保障提出明确的要求。各地在做产业规划、城市规划、土地规划、园区规划等多种规划时做好统筹衔接工作，在项目、资金、土地等方面给予示范区更多倾斜，强化要素支撑。各地可以根据新《职业教育法》，探索出台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地方性法规，落实“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政策，尤其要形成与园区需求相适应的行之有效的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更要做好政策宣讲和贯彻，简化各类优惠政策的申请程序，降低企业和学校获得政策红利的沟通成本。国家和地方探索成立产教融合发展基金，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公共性项目，对企业、学校进行奖补。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推进职业学校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企业以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依法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

另一方面，要参照国家高新区、经济开发区的做法，制订详细的考核办法，每年对各地产教融合园区综合实力、产业培育、机制创新、土地利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方面进行考核排名，并对排名靠前的地区给予奖励，充分创新活力，进一步明确建设方向，树立示范典型。强化对各类主体的引导，对于产教融合效益不明显的园区、学校和企业要设立退出机制。

资源共建共享是产教融合园区基于人才培养的核心内容，资源既包括专业、课程、教材、资料等教学资源，也包括机器、设备、车间、场地等软硬件实习实训资源，更包括教师、技术人才、工程师等师资团队资源。共享既包括教育体系内部、不同学校之间的校际共享，也包括校企之间的资源共享、投入分担。

产教融合园区在空间的聚集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资源共建共享的物理成本，使企业和学校向周边开放资源成为可能，但是如果无法形成市场化的资源运营增值、进而价值分配的机制，则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中的关键是要支持建设一批产教融合资源运营的平台类服务机构，形成一套便于操作、互惠多赢的共建共享制度。平台类服务机构主要负责统筹协调各类资源的供需信息，建立资源库、资源池，并做好根据需求精准推送服务，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与效益，做好利益分配与成本运维。

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项目资金支持、发放“资源券”等方式对资源建设、使用和运营的主体给予奖补，对资源运营平台机构根据成效给予一定补贴；另一方面指导成立专业、课程、图书、师资、实训资源共享和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后勤管理等柔性自治协调机构，推动出台师资互聘、课程互选、学分互认等关键的配套制度，探索实验仪器、生产设备、校舍厂房、公共配套设施分时共享机制和“多校一园”“校企同园”模式，促进核心资源的共建共享。随着资源共建共享平台规模扩大和使用频率提升，其需求数据反过来促进资源的精准建设，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扩大校园企业园区开放，加强城市配套、企业园区资源和校园设施共享，使高校院所更加灵活地融入城市整体空间布局。充分发挥大学科技园区成果转化、创业孵化、人才培养、集聚辐射带动等功能，探索“多校一园”共建模式。鼓励高校提升现有开发强度，提高校区土地资源利用率。加强不同学段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间的融通，开展中小学学生产业基地研学活动，培育工匠精神。

产业需求侧与教育供给侧的错位问题源头在于信息的滞后，具体表现为专业设置无法体现行业发展需求，教学内容落后于技术发展，实训设施设备落后真实生产，实训教学仍然偏重理论教学，而忽视对市场最新技术的研究与操作等。此外，企业行业由于较少参与到人才培养过程，对教育教学的反馈也是滞后的，又进一步加剧了迟滞性。

因此，产教融合园区建设，一要根据区域前沿产业规划，搭建联通供需两端的信息服务平台，及时发布行业动态、人才招募与培训需求、技术研发需求、项目合作需求、学校科研成果转化清单等，建设和定期更新“产教融合数字地图”。二要强化学校专业建设与地方产业生态匹配监测，优化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定期开展专业和产业匹配度监测并发布预警报告，引导职业学校根据区域产业集群需要及时调整专业结构和加强专业群建设，培养一批具有跨职业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形成“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的专业群和产业群对接方式。三要建立产教融合创新大数据库，建设智慧职业教育管理云中心、职业教育资源云空间、产教融合智能决策辅助系统等，定期发布人才需求预测及专业预警报告、产教融合绩效报告等，创新产教融合大数据服务的新业态，推动产教同频共振。

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